遺失的黃金歲月
從26歲到31歲，我被送進精神療養院二次，前後住了2年半，用六年去面對傷害，調適生活，調養身心，靠著自己的毅力，終於能回到社會。從26歲到36歳，花了十年黃金歲月。一連串錯誤，造成的傷害，名副其實的用別人的錯誤逞罰我，外加被貼上精神病患標籤。而精神科藥物的副作用，讓我至今還在努力調理身體，慶幸自己有中醫學理基礎，比一般人多了一些自救力。現在的我已39歲。13年前，在人生要往前努力的階段，因誤會，精神科不科學的診斷加上藥物副作用，我的青春被耗盡。
以下是我的故事：
源由我北部人，26歲那年，在中部租房子住了好幾年。民國96年9月初，我住在台中新社的民宿，當時我已通過國家中醫第一階段的考試。我一邊旅遊放鬆心情，一邊準備第二階段考試，所以我把書帶去民宿，唸書之外，順便找新的租屋處。民國96年9月4日晚上10點多，那是個颱風天，我正搭乘豐原客運往回民宿的路上，發現坐過頭，趕緊在谷關下車，雨很大視線模糊，我步行往新社的方向走。
在走的過程中遇到警車，警察下車盤問我：「你來這裡做什麼？」
簡短盤問，警察強行要我上警車，隨後把我帶到了派出所。我受到驚嚇，心裡很害怕。我並沒做壞事，這只是一個臨檢的事件，警察卻打電話查我資料，接著打電話給台北的家人，請家人過來接我回去。
那時已半夜，父母匆匆從台北趕下來，到派出所，急著把我載回台北。我告訴父母：「我在台中還有事情需要處理。我要下車。」我的樣子應該看起來非常狼狽。當時父母已經被這件突發狀況，搞得心情糟透了，他們執意要帶我回台北，我不要，執意要下車。雙方爭執，並產生誤會。
我硬是跳了車，徒步往回民宿的路上走。父母情急之下打119求救。當救護車來的時候，我不理會，一心只想要回去處理民宿的事情。
結果一台警車過來了。警車裡的警察很大聲地對我喊：「上車、上車。」我再次受到驚嚇，只能順從。躺上救護車擔架，警察用手銬把我銬在擔架上。到目的地才將手銬解開。下車映入眼簾的是一家醫院的急診室門口，後來才知道是東勢農會附設醫院，我心裡很害怕。
折騰一整個晚上實在累了，我就坐在急診室的椅子上休息。後來，護士評估我的狀況包括生命徵象、呼吸、脈搏跳動等等，當護士要量我的血壓時，我也不想動，我說：「我不要量血壓。」
不說明，不告知，粗暴的醫療對待
我拒量血壓後，護士就掉頭走了，幾分鐘後，她跑過來，對我很兇，講了一些話，在我還沒聽懂的情況下，護士拿著注射筒從我右手臂打下去。我生平第一次遇到這麼粗暴的醫療行為。醫院，應該可以讓人坐個30分鐘後，再量血壓吧？
如此粗暴的行為讓我不想看醫生了，我可以離開對吧？然而被注射後，我一陣暈眩，身體四肢開始發抖、發麻、心臟一直跳，感覺自己像廢人一樣坐在那裡。當時我非常的難受。我以為護理人員會來幫我，但沒有。
我被櫃檯叫進去看診，是我自己慢慢地、慢慢地走到診間，醫生知道我非常不舒服，但也沒有幫助我緩解情況，只是走著流程，做生命跡象的檢查。這時我父母來到診間，醫生跟我父母講了一下。我覺得整個人很不舒服，但都沒有人理我，讓我產生極不被尊重的感覺，心中滿是疑問，醫療人員怎麼了？
檢查完畢，有位男性司機，把我推上救護車，沒告訴我要去哪裡，下一步要做什麼。當時我的身體還是非常的不舒服。下巴和四肢都一直抖，很麻又頭暈，心臟很不舒服，他們完全不理會我身體的異常反應，把我推上救護車。是要去哪裡？
經過漫長的路程到了另外一家醫院，後來才知道是台北市聯合醫院松德院區。到了急診室，有護理師幫我做評估，問我一些問題，我不想回答。就坐在急診室的椅子上休息，換另外一個護士，說了一些我還來不及聽懂的話，態度也是極差，很兇又粗暴的，我的手臂再次被挨了一針。再一次被粗暴的醫療行為對待。
看完醫生，我想離開醫院，走到急診室的門口，研究一下路怎麼走，護理人員把我叫回來，要我留下來，不讓我走。我坐在急診室門口的椅子上睡著了。
當我醒來的時候，在沒有被告知的情況下護理人員查了我的個資，讓我再一次覺得不受尊重。我退伍已一段時間，但醫院打電話給我軍中的長官，詢問我在當兵的情況，令我驚訝，為什麼要打電話給長官？真叫人不解。我聽到，長官說我的人際關係沒有很好…，我又一次覺得非常不受尊重。
那一天姑姑來看我，她表示非常驚訝發生的事情。親人們大概覺得我做了壞事，我受藥物影響，沒有多餘的力氣去解釋。我坐在急診室的椅子上又昏睡了。醫院跟家裡的人說明我的狀況。有位男醫師，問我一些問題，我例行的回答他。這時頭暈、四肢發麻、心悸都持續著，身心俱疲的我一心想要離開醫院，我坐在椅子上再次的睡著。
不知過了多久被叫去到櫃檯，填寫資料，還是沒有任何說明，我依舊虛弱的寫基本資料，姓名、地址…，還沒寫完，就被收走了。有位男性的僱員，強行把我推到擔架上，我的手和腳是被綁住，被推到電梯間，沒有告訴我要做什麼。電梯出來之後，他竟然叫我把褲子脫下來，要我把尿布穿上去，天啊！有種被侮辱的感覺，我還是把尿布穿上，躺回擔架。
可能是藥的關係我再度睡著。醒來的時候，我已經在病床上，應該是在急診室的病房。醫生又問了一些問題，我很沮喪，懶得回答，之後被送到精神病房。病患們被叫出來吃飯，我非常不自在。觀察四周，醫院的大門是鎖著的，很多病患都大聲說我要出院，當然護理人員並不理會他們的要求。
我會不會死在醫院？
在松德院區精神病房，不能拿手機，和家人聯絡要用醫院的公共電話，並且有時間限制，與外界聯絡不容易。我跟父母反應想要出院，但父母只聽院方的說法。院方告訴我父母，我住久了，可以換更好的床位，接受治療，還有福利⋯，所以我父母一直不讓我出院。
在那同一樓層，我曾遇到大概是12歲的小女生，她神志心智已經很混亂了，她喊著：「我想要出院！我想要聽中廣廣播！我想要出院！我想要聽中廣廣播！」她大概待了一年，有勇氣講出這樣的話，真的很了不起。但她當然沒有成功出去。
醫院每天三餐叫出來吃飯，吃藥，醫護人員會要求每一個病人在他面前把該吃的藥吃下去，而且教育病患，來這裡治療、吃藥才會好。我為了活下去，跟大家一樣把藥吃下去。
住院期間身體沒有一天是舒服的，皮膚也變很差、肚子很不舒服、沒有一天睡好，我甚至猜測，自己會不會死在醫院。我一直找機會跟家人溝通，家人的反應就是要我繼續待在醫院，因為醫生這樣說。終於在住了181天後，我出院了。
再次入院
我的記憶力因吃藥有受損，腦部變得很遲鈍，頸部僵硬，走路是偏一邊的，行動的節奏變得很慢，必須適應已脫節很久的社會。
因為頸部一直很僵硬，所以我常常左右轉動讓脖子舒緩，我會上上網、唱唱歌、練習英文單字，還練習街舞，想鍛鍊一下身體。家人看我總是歪著脖子，對著電腦念念有詞，有時還很興奮，認為我太反常，以為我的精神病又發了。
家人私底下跟醫院說了我的情況，就這樣隔空「診斷」，醫院認定我發病了。大約凌晨五點多，我還穿著內衣褲，突然被兩個不明人士闖進房間，我還以為是什麼綁架事件，家裡面怎麼會跑來兩個男生，我嚇得趕快把衣服穿起來，他們直接把我的手腳硬綁起來，像綁匪一樣，把我從房間扛出來。我的父母在客廳看著我，我很生氣、悲痛，但無言以對。
他們把我扛了出去，上了救護車，什麼都沒說，我心裡很害怕。過了幾個小時後，直接送我去精神病院。這是我第二次住院，我來到了花蓮署立玉里醫院。
在花蓮署立玉里醫院，當時病人可以在屋內抽煙，五味雜成，環境很差，四個人一間。跟我們住在一起的老伯，埋怨護士的態度不好，惹到護士，護士跑去護理站跟醫生討論一下後，再回來，就用打針的方式處理老伯，老伯趕快把要說的話講出來。打完針之後，老伯聲音就越來越弱，沒有力氣反抗了。
沒過幾天，我隔壁床的室友，他是一個很有學識的人，他覺得護士太魯莽，護士覺得他精神病發作，處理做法就是給他打一針。這些事情都在我面前發生，我很震驚，一直冒冷汗。我心想，怎麼會是這個樣子？我害怕，非常害怕未來還會發生什麼糟糕的事情。
沒有自由沒有隱私的住院生活
我在花蓮的精神科院所的「治療」，讓我每況愈下，我看到在裡面待好幾年的病患，狀況也很不好。這裡也跟台北松德院區一樣，每天把病患叫出來三次，吃飯、餵藥。三餐、睡前都教育患者，在這裡治療，吃藥才會好，醫護人員會要求把嘴巴打開，確認有把藥吞下去；要求患者掀開褲子，檢查看有沒有把藥藏在褲子裡。每次，我都覺得被侮辱了，但別無選擇，我只能照做。
我一直都沒法睡好。這裡的廁所是半遮門的，外面可以看到裡面上廁所的人，而且常常有人闖進來，完全没有隱私。洗澡有限制時間，男照服員會把所有男住民集合起來，把衣服都脫掉，排隊等待，當著廣大住民以及精神科女護士的面，把你推去洗澡區，旁邊是有護理人員監督。
有些住民快到洗澡時間，就脫光光，赤裸著身體在病房裡走動。醫護人員見怪不怪，甚至認為這才是好表現。住民在醫院裡沒有機會得到成就感，光著身體能得到醫護人員的肯定，反而滿足了病人的身份。這在我眼裡是非常不合理，也不能接受的事情。這樣子的行為，在外面的「正常世界」，可能被視為暴露狂，在這裡則得到肯定，感覺很錯亂。
我一個禮拜可以跟家裡連絡一次，醫護人員都跟家長說：「我們這裡的醫療服務很好，住在這裡，病會越來越好。⋯」我一直硬撐著，我一心只是想出院。
我問過住在裡面的患者，都住了大概五六年，我不能理解，如果是「治療」，為什麼要住這麼久？看到這些人，退化得很嚴重，自言自語、恍神等等，我認為精神醫學並沒有處理和改善這些情況。
住民中，有位國中老師；一位跆拳道銅牌的選手；還有一個人，因為跟別人起衝突而亮出刀子，他家的人覺得，他在精神病院會比較安全，審判會比較輕一點，這個人其實還蠻不錯的。
我看到國中老師，他相信精神科醫生的治療。他一開始看起來就像讀書人的老師模樣，狀況不錯。經過半年，這位國中老師身心狀態逐漸的、慢慢變得越來越糟，連自己叫什麼名字、住哪裡，都不記得了，甚至出現暴力行為，會出手打人。
我待到一年半的時後，已經快要撐不下去了，我覺得自己隨時會變成跟他們一樣，在這裡住到最後會人格解體，失去自我，精神嚴重傷害、快要崩潰。
我盡量不想去負面的事，因為只要有人說：「我心情好差，我想要自殺。」醫護人員聽到，會認為這個人發病了，馬上就會被送到急診病房，延長治療。
我曾經待過急診病房2個月，跟醫生說：「我要出院。」急診病房主治醫師只回答：「你不適合出院！」我一直跟醫師反應我要出院，後來我被轉到慢性病房繼續治療，因為不能出院。大家都想轉到慢性病房，以為那裡環境比較好，其實並沒有。
家人同意我出院
醫院有個規定：家人同意才能出院。在二年二個月後的某一天，我家人覺得我應該要回到社會適應了，所以跟院方申請出院，而我終於重見光明。
長久以來，醫護人員跟我的父母說：「我們很盡責，有把病人照顧好。」這些醫護人員根本沒有盡責，他們並沒有告訴我的父母，住院的風險，吃這些藥物的副作用有多大。這些醫護人員根本沒有負起告知病人和家屬的責任。而我也在出院多年後，去醫院調我的醫療記錄，發現當時住院同意書的簽名是家人代簽。
回家後
在精神病院，我靠自己的意志力、宗教的力量，硬撐下來。但家人看我的眼光：「你就是一個精神病患。」
回到家後，我每5分鐘拉肚子一次，身體非常虛弱，幾乎沒辦法出門，我很怕自己虛脫，好險沒有。我的反應變得很遲鈍，我記憶很糟，睡也睡不好。幸好我之前有讀過一些中醫書籍，我就自己跑去買中藥治療自己。一個月後，我身體終於有好一些，可以出門了。經歷這一切，我的信念、想法更確定，精神科藥物的問題好大。我開始重新適應社會，比許多人恢復得要快。要知道有的人遇到這樣的事，一輩子都恢復不了。
在精神病院的住民，一旦要求出院，反而可能會延長住院。最後大家都不敢講，負面情緒堆滿身心的結果，就是身心的損毀！所以我住院的時候，對實質的心理健康，根本沒有幫助。希望志氣還沒被消磨殆盡的受害者能夠撐過去。他們需面對家人，醫護人員的控制監視，在外需膽戰心驚面對警察，消防人員可能強制就醫的威脅！
對一個沒有醫學常識，法律知識的普通人，精神科病房內所遭遇的種種，是可以把他們壓垮的！所以，剛出院的人是處在非常危險脆弱的狀態(包括上述身體的虛弱，社會的壓力)。
雖然出院者知道他們需要和社會連結，而且身邊的人，也這樣期待他們。但是他們就像和狼群一起生活很久的人一般，滿身的負能量，需要重新適應社會，重新學習。叫他們一下子就位回歸社會，那是天方夜談。
精神科受害者真的需要有一個隱私的空間，來調適自己，他們受傷太深了！！我知道精神病院出院者，會有一些異常舉動，因為這些異常舉動在精神病院裡住院期間被認為「正常」（例如光著身子走來走去）。
當我看到社會新聞，有些精神病院出院者會去傷害他人，我完全可以了解。因為他們在精神病院那種環境，就會造就負面情緒，不能遠離情境來調適自己釋放壓力，精神科病房對實質的心理健康沒有幫助，病人原本正能量就很少了，又累積更多的負面想法，根本是惡性循環。因此看到精障者上新聞傷人事件，我是不會覺得奇怪的。
感恩社會
現在我39歲，花了10年的時間，要回到正常人的生活，是非常困難的。精神病房的點點滴滴，是我生命巨大陰影，在醫院裡打掃時必播放江蕙和洪榮宏的歌曲，我現在不小心聽到這些歌，仍然讓我很不好過。而然，我真的是慢慢地、慢慢地一步一腳印的走過來，我有感受到正能量一點一滴的回來。
慘痛的經驗，讓我認為「精神科的治療方法是不對」的。我抱著這種觀點，上網找一些相關的資料，我找到了中華公民人權協會(CCHR)，裡面的資料對我來說非常的受用，填補了我心中巨大的疑惑。精神科說「你要恢復『健康』就是要吃藥」，並不是真的。
真的很感謝公民人權協會。我在協會的醫療資訊中，找到當時的理事長王聖惠中醫師，做營養和調理身體的諮詢，我得到非常多的解答，長了兩三年的帶狀皰疹、身上的硬塊，隨著持續的治療，慢慢好轉中。
王醫師建議我去聽協會辦的演講。我聽了蘇熙文醫師的演講，也有聽到劉承武檢察官公聽會的演説，讓我有更深的體悟，真的有被療癒的感覺。我變得更好又更好，一路進步到現在。
我漸漸恢復觀察力，並且也學習做更多觀察。看別人吵架，知道原來人跟人吵架是這樣的、原來高興是這樣子表達。在我身心恢復的過程中，我明白很多事情。我也慢慢回想起，我當年為什麼會遭受這樣的待遇，原來他們誤認我是精神病患。
我認為有許多的人像我一樣，因爲誤診和濫診而被關進精神病院，住院同意書在這個人不知情的狀況下，「被」簽名。我想，這樣的「被住院」完全違反病人意願。
甚麼都可以是病
在精神科，什麼都可以是病。數學不好，變成數學不及格症，某一天突然生氣、情緒失控，也有脾氣不好症候群。看精神科拿了藥，留下這個記錄，以後也有可能有後遺症，因為這樣而被抓去精神病院。
知情同意權
我覺得精神科醫生應該把藥物副作用、住院會有什麼風險，清楚的告知病人。社會上，很多人有可能是因為藥物的副作用，影響了他的情緒而不自知。不要只是聽信醫護人員的説法，現在的父母真的需要有這方面的用藥常識，才能保護自己的孩子，才不會斷送孩子的一生。
做個能幫助人的人
我現在最大的願望是呼籲受害者能夠站出來，更希望有人權律師可以幫忙這個區塊。我們真的很需要被幫助。我在持續在做一個不可能的任務，我一直都有在瞭解一些法律相關的知識，靠自己的力量在打官司，我真的希望受害者能夠站出來，集結大家的努力，再加上律師的幫忙，為相同處境的受害者發聲。
現在的我，能回憶和侃侃而談當時精神科醫護人員粗暴的行為；也能為自己書寫訴狀，並在法官面前勇敢指出院方的侵權行為，我肯定我自己的表現，我知道我已經走出了陰霾。
（感謝吳志強先生提供他的生命故事。以上言論不代表本會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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