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少自殺，一個都太多；兒少精神病患，一個都太重，他們尚未展開的人生、是家庭與社會的遺憾。2019年中華公民人權協會(CCHR)針對衛福部統計處釋出的數據進行分析，發現近年來，台灣的兒童及青少年自殺、自傷人數，相較於10年前足足增長6倍，並且這十年來自殺人增長十倍，與精神科患者數量呈現極為類似的走勢。
依照時下流行的歸類方法，家中有自殺傾向的小孩，家長與學校往往會求助於精神科，在精神科視為慢性病處理，小小年紀就開始跑精神科門診的人口越來越多，卻終究逃不過那股自殺的力量，有誰了解這股自殺的力量從何而來？還有，全台灣二十多萬的未成年人，在還沒踏入社會前，已經背上精神病患的病名標籤，這種流行看精神科的趨勢，到底是真有助力？還是壓死駱駝身上的最後一根稻草？
（見圖一、圖二）
特教及輔導系統，導入精神病學
在美國及日本，服用精神科藥物、以及自殺的青少年人數，創歷年新高。做為國際心理健康領域的監督團體，公民人權協會CCHR擷取世界各國的共同現象，發現台灣心理健康領域之問題有非常類似的狀況。
台灣在2002年，由衛福部及教育部會同頒行了《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文中明定了「情緒行為障礙」的鑑定基準是：「情緒或行為表現顯著異於其同年齡或社會文化之常態者，得參考精神科醫師之診斷認定之。(第一條)」
以近幾年頗具爭議的過動兒問題為例，根據行政命令的法規，完全限定並指明：「過動情緒障礙，要送精神科診斷。」而經過精神科診斷之後，遭到給藥的機率非常高。在這種從學校老師，從特教領域開始，把行為有問題的孩子送往精神科，這種一條龍式的做法，非常成功地提高了未成年精神科患者的數量。從圖三可見，自從2002年行政命令頒布之後，從此5-9歲被貼過動標籤(ADHD)兒童的數量激增。另外，非過動兒童(Non ADHD)的精神疾患人數，增幅並不顯著。（見圖三）
中華公民人權協會於2014年及2018年，對全國小學輔導室進行抽樣問卷，發現相隔四年，學校將「疑似過動兒」轉診至兒心科、精神科的比例，足足成長了54%，(如圖四）。
另外，是誰主動提出孩子疑似過動、並該送去精神科看診呢？這些把疑似過動的小孩送入精神科的大人當中，班導師就占了66%，再加上科任老師及輔導室，進入精神科的小孩中，有四分之三都是從學校建議送過來的。（圖五）
學校之所以會積極主動把孩子送去精神科做診斷，其背後主要的目的，是期待精神科會改善小朋友的學習狀況，但是精神科會真的改善小朋友學習狀況嗎？這結果並不如預期。為了解決小朋友注意力缺乏而造成的學習問題，因而使用「精神科藥物」，在2014年的成效雖然達到七成以上，但不用藥只比用藥者差5%，把5%的統計誤差值考慮進來，其實差異不大。但是到了2018年的問卷顯示，用藥達到改善學習的比例，下降至不及六成，然而，除了藥物以外，學校體系似乎沒有努力發展更多元化的教學補救、與行為矯正的努力。（如圖六）
兒童行為篩檢源自德國納粹
根據國際CCHR的研究，對兒童進行「心理疾病」篩檢，是源自德國納粹。在1930年代，納粹大屠殺背後的企劃者盧丁(Ernst Rudin)，曾製作了一個「缺陷」列表，其中的幾個項目，後來被美國精神病學定為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DHD)。希特勒在德國進行納粹大屠殺的極端手法，源自於德國的精神科醫生在他背後給予的建議：「可以剔除社會的干擾因素，摧毀沒有存在價值的生命。」由此可見當前社會廣泛對兒童進行所謂的「心理疾病」篩檢，背後的機制就是納粹大屠殺的企劃衍伸而來的。到了台灣，我們的特教行政法規，竟不知情地承接這樣的系統形成一個歪曲的解決方法，期待以此為根基的特教領域（特別是過動兒）能達到充分發展身心潛能、培養健全人格的目的，恐怕是緣木求魚。
另一方面，當一個孩子在心理上、行為上被貼了「有問題」的標籤，隨之而來的是非常有可能成為同儕歧視的目標，又因為他們正式被認定為「與眾不同」，更可能成為遭受霸凌的高風險族群。
針對社會兒少心理健康問題的日益惡化，台灣犯罪被害人人權服務協會副理事長劉承武（檢察官）憂心表示：「對兒少疏忽是一種虐待。人不懂陰陽、天地循環，動不動就說化學失調，為了賺錢嗎？如此的陰陽平衡天地循環，該教不教，所以君不君、親不親、師不師，這是臺灣小孩的可憐。過動症不是病，他只是生活上的問題，你就硬用話術把它創造成疾病。教育的目的，是把小孩變成標本嗎？不是，是創造每個人都有意志自由、心靈自由、以及自我的作用和價值。」
聯合國組織關注兒童使用精神藥物
提及台灣過動兒數量激增，有必要也談談過動症用藥的問題。目前的精神科診斷及用藥，在台灣已然凌駕兒童及少年的適性發展之上，有違普世價值。許多國家的藥物管理單位都提出了警告：治療過動的藥物可引起肝毒性、體重減輕、睡眠障礙、情緒不穩、幻覺、緊張、激動、焦慮、血壓升高、精神疾病及引發自殺的念頭。心臟方面的問題，包含曾有心臟缺陷的兒童因使用處方而造成猝死的紀錄。
2015年，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在日內瓦，針對瑞士兒童服用過多的精神興奮劑，提出質詢及追查。隨後，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宣布：瑞士兒童被開立過多興奮劑，政府必須尋求其他方法處理兒童過動問題。而瑞士正是過動藥物「利他能」的誕生地點。
瑞士並非第一個被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警告的國家，許多先進國家都曾陸陸續續收到警告。2005年，澳洲、芬蘭、丹麥三國被警告，2010則是日本和挪威政府都分別受到要求，必須重視過動藥（中樞神經興奮劑）被過度開立處方。2011年則有冰島，2012年是奧地利和加拿大上榜。接著是2014年的德國。
衛福部統計資料自2011年公布以來，顯示七年之間，未成年人領藥費數，成長了35%。2015及2016年雖然下降，隔年又反升。（如圖七）而利他能和專思達的用量，在14年間，增加了8.5倍。（見圖八）
在美國，十分之一的青少年在服用改變心智的精神藥物。在多起校園槍擊案後，根據媒體報導，這些犯下校園槍殺案的嫌犯，絕大多數都服用過精神科藥物，而這些藥物，正是食藥署承認會增加自殺、和暴力行為的藥物。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台灣醫界、學界與教育界應該思考的是，如何避免精神科診斷及用藥，凌駕在兒童及少年的適性發展之上？如何讓「學生及教育問題」與「改變心智的藥物」脫鉤？唯有讓這些問題跟一個以治標及抑制為手段的精神藥物脫鉤、在教育上給予多元創意，為不合模的孩子撐出發展空間、並且在醫療上善加使用固本的治療方法，才能讓兒童及少年身體心靈自主、人格健全，保有其人性的尊嚴、適性發展、及合理受教等權益。
資料來源及撰文：中華公民人權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