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博熙口述/公民人權協會研究處整理
「我可以爆料啊，反正我早就把個人生死置之於事外啦！我是出於本身的善意，希望能夠幫助還困在漩渦裡的那些病友。我看到太多受害者了，想到他們，我仍不斷在掉淚！」
「我的案件只是一個切入的窗口。衛福部玉里醫院多陋習，剝削病人勞力，剝奪人身自由。目前還關在醫院裡的那些受害者的問題才嚴重、才可憐，我個人過去受到不當待遇、受到多少傷害，可以一筆勾銷，算了！我希望換取的是，醫院裡的那些病人，不要再像我，受到同樣方式的迫害。」–盧博熙
盧博熙，五十歲，自願用本名提供CCHR資料。他住在衛福部花蓮玉里醫院精神病房長達十八年。十八年間，為了爭取自己的自由與尊嚴，他自殺被救，在醫院內服勞務無薪十年，在院外工作六、七年，研究法律十年，終於找到機會按鈴控告玉里醫院妨害自由。從1998年10月1日入院，到2016年12月31日出院。失去自由的日子，總共六千六百三十天。以下是他的自述：
年輕氣盛，親戚建議送精神病院，解決家庭不和
第一次送精神病院，理由竟然是為了解決家庭不和的問題。1991年，當年我二十歲。
想想也沒發生什麼事，我就是跟家裡人合不來，常跟爸爸吵架。我國中時，在明星學校的A段班，考最後幾名，讓我爸覺得非常沒面子，之後的日子，一直把我當國二生在管。我爸從沒有想通，我如果在放牛班，會是第一名啊。
二十歲那年，我挾怨報復，算帳的對象是一位警察，這並不是我個人的單獨行動，也有其他執法人員站在我這邊。總之，我在警察局裡面發生了衝突。沒有拿凶器、沒帶刀，就是動了手腳。那個對象知法犯法，自知理虧，所以不敢從法律系統來辦我，叫家人帶我回去處理。
家族裡，有個親戚拿過心理學方面證照，給我爸建議，送我去精神病院。1991年元月，阿公、爸爸帶我去台北市立療養院，當時沒什麼會診程序。一去就被押進所謂的急性ICU(加護病房)，在醫院待了五個月，才被放出來。
所以，我沒有當兵，二十歲就開始吃藥，直到現在。
我爸爸不准我出去工作，也不准我住在外面，都住在家裡。那個時候我就發現藥有成癮性。在父母監督下，不得不吃。精神科你一去，就進入它的陷阱裡。
一去精神科，就進入它的陷阱裡
從北市療放出來後，待在家裡一陣子，又回去日間留院，服用藥物都沒停過。他們給我吃的藥有成癮性，永遠斷不掉，而且我身上永遠有一個標籤。
吃藥搞出我有強迫症，電燈有沒有關、水有沒有關掉，我為了確認自己有沒有做好，要檢查三、四次！吃藥之前沒有這種問題。我的生活上一堆問題，就從吃這些藥延伸出來。
我爸爸覺得，我當初只有脾氣暴躁，這種「輕微的病症」，送去治療，出來就應該表現的跟常人一樣，不能有所謂的強迫症的事情不斷發生。我的強迫症讓爸爸覺得丟臉，決定把我長期鎖在家裡。
我本來在工地做油漆學徒，後來精神科藥讓我沒辦法做粗重的工作，每天無精打采、沒有力氣、注意力不集中、無法朝氣蓬勃。我當時是二十幾歲的年輕人吔！你要我怎麼辦？是不是整個人生就報銷了？
我覺得我在世界上沒什麼用處，相當絶望。
吃精神科藥七年之後，1998年春天，我拿著一支榔頭，準備要跟台北市立療養院的院長來個同歸於盡，我覺得我的青春就被這家醫院毀了。事情當然沒做到，沒成功，卻埋下了伏筆。我爸爸認為我一直製造麻煩，如果真的發生什麼事，對方是院長，他可賠不起。於是考慮把我送去花蓮老家關起來。
停藥反應讓我生不如死
1998年9月，我從台北逃回花蓮富里老家，躲在那裡十幾天。因為精神科藥物沒帶在身上，所以十幾天沒有藥吃。驚人的事情發生了，這個斷藥的症狀就像發燒到四十度這麼嚴重，雖然沒發燒，但是頭暈、嘔吐樣樣來，沒有辦法吃東西，連喝水也立刻反胃吐掉，這樣一天還要吐兩三次。天旋地轉、頭很重、行動緩慢，甚至站不起來。睡也睡不好，快要死掉的感覺。精神科藥物的戒斷反應真的太嚴重了。
到第七、八天的時候，我曾去玉里榮民醫院掛內外科急診，打了點滴，但毫無助益，醫護人員對我說，我這個狀況要找精神科。
我爸後來知道我人在花蓮富里，身體情況很糟，爸爸跟我溝通，要我去花蓮衛福部玉里醫院精神科門診，門診之後，醫生就叫我住院。我本來以為這家玉里醫院精神部，就像台北市療，四五個月就讓你出院，怎麼知道這種醫院一住進去，沒有家屬出面，不能請假。而我爸一看我住進去，就翻臉不認了，什麼事情都不願意出面做保人。
我和爸爸鬧這麼僵，我當時想就順他的心意，住幾個月或幾年，算是把欠他的還掉。反正他一直覺得我是他的累贅，讓他對外不光榮。得精神分裂症（現稱思覺失調症）是我欠他、沒當兵也是我欠他、我一直闖禍給他收拾，這是他的認為。
我怎麼知道，事情到後面，愈弄愈糟糕。
勞力壓榨，無權拒絶
1998年10月1日，我被送進衛生福利部玉里醫院精神科養護所萬寧院區。當時我遇到的醫生有：孔ＸＸ、余ＸＸ、陳ＸＸ、吳ＸＸ。
余醫生原來說，我住醫院只要做清潔工作就好，對於照顧退化老人，隻字未提。住了十來天，開始叫我去照顧失能老人。第一個月被分配照顧一個人，第二個月變兩個，第三個月變成三個。我拒絶，就受到強迫。我無法離開、無法拒絶，所以我憤而跳樓。
照顧退化老人的工作，包括洗澡、穿衣、吃飯、餵藥、拉尿、換尿布。醫護人員美其名把這種安排稱為：防止我會「自我管理功能退化」。
第一個月，我被分配照顧一個人，我把他照顧的很好，第二個月變兩個，第三個月變成三個。當時院內的用餐時間只有八分鐘，我先餵飽退化病友，只剩三分鐘自己吃，只吃了幾口，餐盤就被做洗碗工作的病友搶走。我拒絶過、逃跑過，卻被醫護人員又捉回來，要我無薪照顧這坐在輪椅上的老人。
一間寢室裡有ABCDE五個病患，假設A是比較年輕，病情輕微的那種，B是屬於那種退化的老人，有失智的情況，醫院人員就強迫比較輕微的病患A去照顧B。照顧的範圍有幫病患洗澡、拉尿、換尿布、幫他餵藥等等。如果A不配合照顧，還可能被醫院的工作人員暴力對待。
如果不幫忙照顧，院方會把每週五百元去福利社買泡麵的權利取消掉。那五百塊還不是醫院給我們的。公費床的病人，政府補助三千塊，每個月撥到他的帳戶。合約床的零用錢是家屬寄進去的。而我是合約床。
總之，那時叫我一個照顧那麼多人，照顧不來，又無法拒絶，做不好還被處罰。我還有幫電痙攣治療過的病人洗澡、拉屎拉尿的經驗，因為電擊的過程中，人有大小便失禁的情況。我終於承受不了巨大壓力，1999年元月13日下午四點半，趁著抬飯菜的機會，衝上五樓，跳樓自殺。掉下來後，我是那個很幸運沒有死的。身上多處骨折，並開了十一次刀，坐在輪椅上兩年多。
然而，要求病情輕微的病患，照顧退化老人的這種事，並沒有因為我的跳樓自殺而劃下休止符。
除了照顧病友外，醫院也會要求這些功能比較好的住民幫醫院做事，像工友、打掃之類的工作。由於沒有薪水，醫院和我們之間，有一個積分制度，幫忙做事能累積點數，舉例說，累積到95分，可以讓你放假外出。
這樣的話，兑現的義務人應該是醫院本身對不對？但是到時候，醫院就把兑現的義務人推給病患家屬，只說，你家人最後沒答應帶你放假外出。或是請假申請自行外出，醫院則出爾反爾，到時候一句「家屬不同意」，整個醫院之前的承諾就翻盤了。
醫院的環境是這樣的，夏天，八坪大的寢室，睡七個人，天花板一台吊扇，都熱習慣了。只有院本部急性病房，應付緊急狀況的內外科病房，那一百多位病人有冷氣。長照病房都沒。工作人員辦公室有冷氣。精神病院的伙食，經費和學校差不多，但是呈現出來的菜色更不好。
兩千六百人中，有自理能力的可能有三成，有一成多的人功能比較好，可以在院內工作。於是我們變成免費勞力。 我難以理解：如果院方沒有能力照顧剩下的五成退化的病人，那開什麼醫院？我們這群院內工作的人，沒有復健權利嗎？我們繳的住院費用，跟另外那五成被照顧的人，是一樣多吔。
功能好的病患成醫院免費勞工，工作做不完
為什麼那些比較有功能的人的權益，就要葬送在醫院，天天在醫院裡被壓榨勞力？這個不公平。五成的那些退化病人，處境堪憐。但是兩成左右意識清楚，狀況好的病人，他們應該治療一年、兩年，狀況好了，可以出院。我想出來過我的正常生活。怎麼可以把人家一直留在醫院裡壓榨勞力呢？
把兩成意識清楚的人，和那五成退化的人放在一起，這樣不對。但因為行政權壓迫，沒人敢講。而且那些意識清楚的人，被打散掉。醫院怕這些人串連起來的話，團結搞很大。
一棟樓如果住一百人，就找七，八個意識清楚的人，讓他們去做這棟樓裡面的工作。另外一棟又有七八個意識清楚的。衛福部玉里醫院有四大園區(祥和、萬寧、新興、溪口)。加起來有三十幾棟，每棟樓裡面，有些是住五十幾人、有些是七十幾人、有些是一百多人。
輕度病人的院內工作，工作量不亞於聘僱的照服員，甚至做更多。我在2003年身體機能恢復差不多了，就開始被派去做院內工作。照服員是三班制，8小時就下班，院內工作的病人要工作11個小時，因為沒有排班，等於我們是橫跨三個班的工作，因為我們24小時都在病房裡面。我們沒法8小時做完下班，下班要逃去哪裡休息？每天被安排要去完成的清潔任務，令人一個頭兩個大，忙得不可開交，想休息也沒得休息。工作都做不完，我們根本沒有時間參加OT職能治療活動。
工作無假無薪，做不好被懲處
照服員還有輪休的日子，院內工作的病人是一年365天，天天進行式。除了去鎮上逛大街的那一天。逛大街是院民非常重要的日子，也是玉里著名的街景。每隔一、兩個月，病人可以出醫院大門，被醫院照服員押出去，去鎮上一次，逛街兩個小時。
我們在院內工作，當下面對的，是工作可不可以交差。如果沒做好或做不完，行政懲處就來了。例如：每週可以去福利社，他就取消一次、兩次。或是兩個月逛街一次的福利就被取消，蠻橫的懲處行動一大堆。
我跳樓兩年後，恢復行動力，就跟院方攤牌說，我不要照顧那些身體。我做清潔，那些人把浴室弄髒了，我可以去清潔，但我不要再近身照顧。那些洗澡、換尿布的事，應該是護士做的義務，他們有領薪水，不是嗎？
目前一個新興園區有一個照顧團隊模式，每個月那些院內工作的人，一個月有發四千塊，醫院有把這個團隊弄合法。
但是其他零零星星散布在其他園區，一對一照顧的那種院內工作的人，保守計算還有上百位，都沒有發錢，所以是免費勞工。這種狀況會愈來愈多，因為裡面的病人愈來愈老化。
合約床（醫院跟各縣市政府簽約）的病人，家屬繳三千多元部分負擔，每個月做的要死，最多只能拿到三百塊獎勵金，連買衛生紙都不夠。這種狀況，如果當事人得不到家裡的奧援，做這麼多也得不到實質的代價。
在院內工作，要拿到錢，比登天還難。
千歲爺製造機
玉里醫院這種「治療方式」，衍生出一大堆千歲爺。
那種病人，就連每週去福利社買五百塊東西的機會，他也不要了，放棄了。照服員叫他吃藥就吃、吃飯就吃，其他的，什麼事都不做，反正就放棄，天天躺床。
天天躺床的千歲爺，有些是天然的、有些是後天，醫院創造出來。清楚的病患，像我這種，必須幫病房做很多清潔工作，做到最後，醫院都不願兌現獎勵。最後就說，要問你家屬，或是家屬不同意。本來很多力求上進的病人，會覺得我付出了這麼多，但是完完全全不會有預期結果的。
例如有的人功能太好了，做非常多事，醫院就答應他，叫家屬過年的時候，帶他回去十天八天。但一百個承諾，兌現出來的，只剩三、五個。所以很多病人到最後乾脆自暴自棄。
千歲爺的想法就是，既然我做這麼多，還是什麼福利也沒有，那我就學那些退化的人，每天負責躺床、吃飯、吃藥、等死。可能五年、十年後，我就掛掉了。
這就是玉里醫院製造精神病患最具體的表現，這些就是醫院德政所創造出來的後天性千歲爺。
院方把病人的精障程度愈改愈嚴重
住在精神病房跟內外科病房不一樣。住內外科病房，想走就走，在精神科裡面，要由家屬來帶才能出院。但是院方會跟家屬說點點點叉叉叉，意思就是：病人回到社會上就天下大亂。
衛生福利部玉里醫院大概2600多人，大概1500人是屬於已經住了2、30年公費床位。大概有將近1000人，是陸陸續續這十幾年來跟各縣市政府社會局的合約床。
普遍做法是這樣：入院時輕度或中度的病人，3年後，醫院就將殘障等級幫你往下拉，將輕度的拉成中度的，中度的拉成重度。這樣你就很需要一直住院下去。你要知道，在那裡，病人對自己的一切完全沒有自主權。
醫院在設計「病人行使自主權」的制度，是用重度精障和極重度精障病人的情況，架構起來的。輕度、中度精障病人，要請假的話，還是跟重度病人一樣，一視同仁，都需要家屬同意。所以，醫院的管理並沒有照法令來分級管理。基本上，醫院很怕輕度病患跟他們要求應有的自主權。
我五樓墜樓時，生死未卜，躺在慈濟加護病房。院方有去我家找我爸道歉。我爸弄個交換條件，說如果我被救活了，醫院要同意讓我長期待在醫院，不用出院，他就同意對此事不追究，他希望我一直住醫院。我爸一個月花五，六千塊的部分負擔而已，對他而言是不痛不癢。他在台北長期經營油漆店生意，雖然不是家財萬貫，也不是捉襟見肘，這樣花費還可以。
我墜樓，他們找我爸道歉，卻沒有找我道歉，發生事情的是我本人，又不是我爸爸，這樣不算道歉吧。
院方可能認為，我的殘障等級經過這次事件，拉下來變成重度，類似受禁治產宣告、無行為能力。所以只要我爸爸不追究的話，我自己也追究不起來。
醫院和我爸達成的共識，就是讓我一直住下去，我因此住了十八年。
恐嚇家屬到不敢帶病患回家
我觀察到玉里醫院有一個糟糕的問題，如果家屬要帶病患回家或者是請假，他們就拼命的用一些負面的詞語去恐嚇家屬。
有些病患在還沒有住醫院之前，或許會有喝酒、吃檳榔的狀況。接著住在精神科長期照護那種醫院，不是想出院就能出院，一住進去動不動就七、八年，甚至有些二、三十年。病人喝酒，從醫院觀點，認為是重罪。初犯就六個月不能外出，累犯就兩年到三年不能外出。
其實，長住的病人會隨著住院時間增長，而自動清除酒癮。我不曉得為什麼醫院要跟家屬說這些危言聳聽的話，而且還寫在請假的制式同意書裡。如果家屬要帶人回家或者是請假，醫院就拼命說一些負面的詞語去恐嚇家屬，說病人如果離開醫院，就有可能喝酒、吃檳榔、打架、偷東西、吸毒、鬧事等等的。這種話恐嚇下去，就有許多家屬不敢帶病患回家。
以我為例，我本身從哇哇墜地到現在五十歲了，沒喝過半滴酒，可是醫院要求我媽媽簽署請假的制式同意書的時候，她還沒想法，就先被院方恐嚇幾句：「博熙在外面有可能喝酒打架偷東西」這類字眼全都出來了。我媽聽到，當然就說，「這樣子的話，就留在醫院好了，不要出來。在外面風險這麼大。」我根本就完全沒有做這些事啊！為什麼要跟家屬形容我們離開醫院，就會天下大亂？
我曾有機會在院外工作，一起工作的木工，中午會喝一點小酒。治療師來工地看我，有注意到空的酒瓶，就覺得我一定有喝。我回到醫院被質問，我若不回答，他們就說我默認，我說沒有，他們就說我狡辯。我說，那我們來驗血驗尿，他們又不願意帶我去。 我並不是說醫院應該開放喝酒，我是說，這種「就是認定你有」的態度實在沒必要。如果有三、五個病友住院之前是喝酒的，醫院需要渲染成全院病人都有可能喝酒嗎？這是哪門子的道理？
玉里醫院的出院率千分之二
1998年我進衛福部玉里醫院時，是評為中度精障。2003年我開始院內工作，在醫院做了這麼多油漆義工，白工，於是跟醫生爭取，幫我改成輕度。2012年10月，醫生終於把我改成輕度精神障礙。
根據精神衛生法第十九條，嚴重病人，要設一個保護人，輕度則不需要設置。重度精障的保護人，可以幫當事人行使百分之九十九的法律權益。
我媽是幫我申請社會局合約床，當我是中度精障，保護人我媽媽能夠主張的論點是百分之五十、六十。我能主張自己的論點，有百分之四十。
前面提到，醫院普遍的做法，是把一個人的精障等級往下拉。所以，當社會局把輕度殘障手冊寄來醫院要給我，醫院社工看到是輕度，竟然主動打電話跟我媽媽講，說那個輕度是我跟醫生胡鬧要來的，企圖透過我媽媽，把殘障手冊輕度註銷掉，重新建檔變為中度。導致我媽媽反過來質問我，說既然是胡鬧要來的，就可以再胡鬧一次，恢復為中度。
為什麼醫院這麼在意我被註記成為輕度呢？他們害怕我輕度之後，就能要求輕度的自主權，變得很難管。
輕度在醫院裡是萬綠叢中一點紅，顯得格外刺眼。玉里醫院重度極重度病人，大概占90%。中度大概10%，不能沒有中度，不然上級來查看，「帳面上」會很難看。「分配」一些中度的原因是：醫院不是說要積極治療嗎？如果全院滿江紅，都是重度，那表示都沒有人好轉。
然而事實上，一個二、三十歲病人，入院是中度，兩三年後，一律拉下去變重度。這樣叫有積極治療嗎？所以裡面的內情不單純。
最後我輕度的部分，守住了，因為我跟院方談條件。過去他們一直叫我做醫院內的工作，我想要去院外工作，就拼命死命的擋。我跟院方講清楚，如果醫院不擋我院外工作，我可以不去行使我輕度的自主權。院方終於同意了。
我從入院到出院十八年，看到出院的人數十來個。每年的出院人數，大概是千分之二，千分之三。而且是最近幾年放出來比較多人了。因為家屬必須繳部分付擔四五千塊，繳不起的人，醫院當然不做虧本生意。
我的結論就是，進去玉里醫院以後，根本很難出來。
操作院民投票
媒體有報導過玉里醫院的投票大隊，這是真的。
1998年12月5日，我就眼睜睜的看到院方是怎麼操作投票。我住的第七房護理長王ＸＸ，拿著模擬選票，以兩根菸為代價，教導病友要圈選立法委員張福興。我基於公民選舉權的認知，告訴護理長應該保持行政中立，不料立刻被王姓病友打了兩拳。我還記得，那次玉里醫院是單一票箱，投票總數711票，而張福興獨得563票。
2002年1月，花蓮縣議員選舉時，護理科主任張ＸＸ大力鼓吹，教導病友投給院長夫人劉Ｘ貞，我又發聲反對。這次沒有得到拳頭，得到「處分」。每週唯一一次吃麵包和牛奶的早餐，我領不到，延續了四、五次。那次我所在院區的投票總數為433票，劉Ｘ貞獨得388票。
2004年是總統大選。我沒受禁治產宣告，在戶籍地新北市有投票權。 當年，有六，七百位病患，他們的戶籍是直接設置於玉里醫院院本部，醫院就派遊覽車，載他們去玉里的國小投票所，投票選總統。但是外縣市的院民，就不讓我們回去投票。
投票權被剝奪，狀告地檢署
我沒法離開醫院，就用寫狀的方式，利用照服員帶出去鎮上逛大街兩個小時的機會，寄信去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送狀的內容是：同樣是病患，為什麼設籍醫院的病患，醫院就派遊覽車，載他們去投票。我也有投票權，我的戶籍在新北市新店。如果檢察官不相信，可以去選委會查，我講的對不對。我說：照常理判斷，設籍在醫院的所民，通常是知識水準在小學或更低，而且年紀很大的人。我們的知識水準比他們高。他們有權選擇心中理想的候選人，我們這種有判斷力的，卻不能去投票。
這件事有驚動到檢察官，2005年10月左右，向醫院函調我的資料。要知道，醫院放出去投票的那些人，都有事先訓練。這種事情如果檢察官認真追查下去的話，看是醫院有事還是我有事？
我的論點很簡單，只是爭取自己的基本權益，不行嗎？
當時我爸還活著，醫院醫生來跟我談，要我也考慮到我爸的想法，將此事高高舉起、輕輕放下；希望我不要立刻踩底線，要求出院。所以跟我的交換條件，就是白天放我出來院外工作，晚上再回院區。
院外工作
從2006年元月起，我被允許偶爾出來院外工作，雖然一個月只做8-10天。所以在出院之前，有8、9年的時間，有機會到院外打零工，早上騎著腳踏車到玉里鎮上做工，然後晚上5、6點的時候再回去醫院。
院內兩千六百多人，只有十幾二十人能外出工作，占了1%。醫院管理的方法如下：僱主付給病友的薪水，職能治療師收起來，拿回醫院。收入被醫院統一保管，存入病人郵局帳戶。病人只能在院內購物，每次購物有限定額度（五百元），花掉的錢，醫院再從病人的郵局帳戶扣除。
所以早期我在院外工作，無法直接拿到錢，在外面買東西。為工作而辦的手機，外出時領出來，回院時要繳回去。一直到2009年，才允許我去開花蓮二信帳戶，才有一些財務上的自由。
我有看過病患接受中視記者訪問，YouTube也可以看到這則影片。說衛福部玉里醫院，讓十多位病友出來鎮上工作，形容的很美好。其實病友碰到記者來訪問，沒有一個敢講實話。只能說醫院很好很好、吃藥會幫助我更有體力工作、我的病情更加緩和。很多病人，大概能講的就是這一套。
他們說的內容，事先有人寫好，病人不是照稿子念，就是先背起來再講出來。事實上完全不一樣。這不能怪這個病人，因為，如果沒有照這套說法，卻講實話，第二天大概就不能出來院外工作了。接下來莫名其妙的一堆行政懲處，說他發病了，加藥打針，這些排山倒海而來。
出來院外工作，我在騎腳踏車的時候，發現自己會注意力不集中。我吃的那個精神科的藥，會有這種副作用，注意力不集中、反應變得有點遲緩。後來我請問當藥廠外務員的國中同學，他建議我吃維他命B群，吃了之後，整個狀況才明顯改善過來。本來醫院發現我吃B群，還不願意讓我吃。動用的原因是：來源不明的藥品，不能給我吃。一開始，我朋友提供寄給我的B群，都先由護士拆封檢查，用這種方式擋我吃B群。後來才算了。然後，我有自己賺錢，就在玉里鎮上買。
所以說，我今天可以這麼清楚的講話，是因為我每天早上都有固定吃2顆維他命B群，把精神科藥不好的物質能夠正常的代謝掉。
小蝦米對大鯨魚
2014年6月3日，我趁院外工作的機會，去花蓮縣玉里鎮調解委員會，遞上聲請調解書。理由是侵權損害賠償糾紛。我列了十一個人名，都是玉里醫院的護士和醫生。針對強制要求我照顧退化病友，多次抗議無效，以及在院內的醫療缺失、行政疏失、期間所造成的損害，提出聲請調解。
6月5日醫院收到調解書後，就把我關起來，所以我無法出席，也因此調解不成立。
回醫院後，2014年6月6日，我被強迫入住急性病房，然後被關進與人隔絶，1.5坪大小的保護室，達72小時。放我出來後，要求我簽署放棄權利的契約書。如果在大庭廣眾、有很多見證人的地方，我可以拒絶簽這個契約書。但是他們把我押進一個小小的會談室。
我說這個叫密室暴力協商，在會談室裡面，醫生、護理長先把治療契約書打字好了，照服員就用他的拳頭，強迫我在醫病協調契約上簽名。我簽上去之後就百口莫辯、啞口無言了。院方就可以說，當初是我自願簽的。當時有位社工師高ＸＸ在場，一個社工師怎麼可以容許這種強迫的行為在她面前發生呢？
契約書裡的所列出的，都在剝奪我人權、嚴重侮辱自我人格的條款。禁止我外出半年、要求我同意放棄調解事宜、不可以在院內院外進行投訴、不可以拒絶醫師調整藥物、不得再要求醫院對我的遭遇有所交待。裡面沒有一條我可以接受。我的不平則鳴，醫院當成「足以讓醫療團隊認定為病情不穩定」。
我就這樣，又被醫院關了兩年多，直到2016年12月31日出院為止，其間再也沒有院外工作的機會。
我一直等待，直到2016年7月24日，我終於爭取到放假，終於找到機會。這天我就上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按鈴控告玉里醫院祥和院區主任醫師吳ＸＸ等人，剝奪我自由權、工作權、生存權。這個險招當然又成為醫院懲處的理由，回院的隔天早上，莊護理師立刻禁止我一切外出活動。
檢調機關開始偵察
此時，檢調機關開始行動。2016年10月，玉里警察分局偵查隊員楊景皓，去電祥和院區，詢問何時能找我做筆錄。
10月17日，主任醫師吳ＸＸ、護理長王ＸＸ、護理師莊ＸＸ、社工師黃ＸＸ，再度叫我去密室協商，要求我向檢察署及玉里分局撤銷控告玉里醫院妨害自由案，交換條件是同意我在年底辦理自動出院。
10月27日，楊警員來玉里醫院祥和院區社工室，找我做筆錄。全程在黃社工師監看之下，我無可選擇，向警方表示撤銷控告玉里醫院妨害自由案。
2016年12月31日，我終於出院，重獲自由。
研究法律十年把自己救出院
人講話都要對上天負責，不管是天主教，道教的玉皇大帝，佛陀也好，我講的都是負責到底的話，絶無虛言。
早在十年前，我就在構思：我要怎麼把自己從這家玉里醫院救出來。我研究精神衛生法、刑法，我發現，當我是輕度精障，在法律裡沒有規定一定要設置保護人。
我就用這個論點去按鈴控告醫院妨害我自由。住院合約是我媽去新北市社會局申請，跟醫院兩造簽約。但是合約並不是我去簽的。我沒有答應或委託我媽媽去簽合約，所以我用刑法304條妨害自由，把合約推翻掉。
加上我有工作能力，我住院期間，白天仍可以出來工作，如果包括院內工作，我具有工作能力的年份長達12年。我隱約知道，我若提法律訴訟，光是法條還不夠，本身要有工作能力，才有辦法說服法官、檢察官。院外工作時，雖然一個月只能做十天、八天，但我有請屋主幫我拍正在工作的照片，所以留有十幾張十年前的工作照片，鏡頭裡，我站在木頭梯上刷油漆。我把照片呈報給檢察官看，證明我一直有工作能力，出院後，不會造成社會上的負擔以及累贅。
運用刑法法條，加上我有工作能力，兩條路並行，檢察官才願意發動偵察。開始偵察之後，醫院看到這個問題，怕事態擴大，就來跟我講條件，要我撤告，交換是讓我出院。
我被醫院硬拗了18年，現在五十歲了，我只能勉強在鄉下，一個月賺一萬多塊，自己糊口，如果到都市的話，沒有一技之長，我們毫無謀生能力。
更多關於精神科藥物的副作用
對付精神科藥物，我如果不吃維他命B群的話，我早就躺下了。
我前面有講過，二十年前我斷藥的經驗，給我快死掉的感覺。所以現在離開玉里醫院，我還是在服用，不敢斷藥。我吃的藥，一顆是帝拔癲500 mg，一顆是可致律，另兩顆是減少流口水的藥。睡覺時，因為吃可致律，會大量流口水。
我有一次做工到很晚，晚上十點回家就呼呼大睡，忘了吃藥。第二天早上起來，竟然想嘔吐。只好趕快把藥吃下去，也不能再出門了。要再繼續睡五，六小時才能出門。
我也曾經在吃可致律的時候，發生一顆藥滑掉了，那顆是最後一顆，我找不到，就沒吃。第二天精神狀況很糟，有睡覺等於沒睡。起來後頭暈、嘔吐，走路撞到柱子，自己都還不知道。副作用很糟糕。
長期吃精神科藥的人，和斷斷續續吸毒品的人相比，用總量計算的話，我們這種長年吃藥的人，可能比吸毒的人多好幾百倍、千倍。只是我們被開藥醫生計算好的，每次吃不會超量。吸毒的人是「有一餐沒一餐」，我們是「餐餐溫飽」，到最後誰比較受藥物影響？當然是我們這種天天吃藥的人。
現身說法，只希望救更多人
我一直在找關心這件事情的單位，我在YouTube，一直滑，一直看相關的影片，才不小心翻出那些公民人權協會CCHR的Youtube上傳的那些影片。覺得相見恨晚。
CCHR公民人權協會的影片是用統計、邏輯的概念在說明。我是用自己碰到、遇到、看到的事實，來做雙向的驗證，兩者的吻合處，高達百分之八、九十。所以我才來找公民人權協會說這件事。CCHR的影片沒有過份辛辣，跟我碰到的事實相比，還望塵莫及，CCHR講的還過於保守。
我可以爆料，可以用真名，反正我早就把個人生死置之於度外了！
看到很多病人還身受其害，我真是太難過，我看了會不斷掉淚，希望能救一個是一個。玉里醫院兩千六百多人能救出幾百個，也是救。
玉里醫院裡面的住民，老人，智障的，大概占一千五百人。還有一千人是意識很清楚的。特別是二十幾歲的年輕人，到醫院原本是活蹦亂跳，吃了某些精神科藥物，可能傷害到腦，他就變成遲緩，很可悲。有些人會合理化說，這是上輩子的業障；但是業障就不能改變嗎？如果經過我們的努力，可以改變，那也是件好事，不要那麼消極。
因為在精神病房不能有手機、照相機，所以很難有證據。我研究了十年精神衛生法法條的適用性，才研究出那套救自己的邏輯程序，但它也只是符合我個人情況的法律辦法，實在太浪費了。病友常常請不起律師；若請得起，案件也不一定能被接受。選擇自己研究法律，變成唯一的出路。
我希望我的故事，可以成為精神病院完美包裝的一個破口，拯救更多的人出來。我是出於本身的善意，希望能夠幫助還困在漩渦裡的那些病友。邪不勝正，正不勝善。玉里醫院內外科的醫護人員，真的都是非常好的。精神科醫護人員，沾上白袍的邊，他們的不當行為，玷污到了內外科的醫療人員。
目前還關在醫院裡的那些受害者的問題仍然嚴重，我個人過去受到不當待遇，受到多少傷害，可以一筆勾銷，算了。我希望換取的是，醫院裡的那些病人，不要再像我，受到同樣方式的迫害。
造成病人二度，多度傷害的爛制度
病人的自主權應該掌握在自己手上，不能一昧的問家屬。一旦問家屬，有幾個人願意為病人背書？現在醫院變成家人處理家庭問題延伸出來的場所。加上玉里醫院裡面的爛制度，如果病人在家庭裡，其實就是受害者，那麼這種做法，會造成病人二度受害、三度受害、四度受害。醫院哪管你那麼多？我只要盡量壓榨病人的勞力，只要家屬不來追究，最後也沒事。而且也追究不到。醫院更不能利用病人對家屬的家庭孝道、絶對服從，來壓榨病人。
最近社會上常常在討論思覺失調病人殺人的事情。就我的看法，千念萬念其實都在一念之間，這些殺人犯，就應該用刑法來判刑，不要扯到精神病患的大傘之下。個人造業個人當。我也要說，我在精神病院裡待了這麼久，99%的精障患者，如果你不去激怒他，並沒有什麼傷人的暴力傾向。真的沒有必要把兩件事情混為一談。
我已經五十歲了，人生還剩多少？二十年前從五樓飛下來的時候，已經看破生死，所以現在我並不是為自己爭什麼。我只希望玉里醫院這麼多陋習，能夠正本清源，停止這些剝奪人身自由，剝削勞力、嚴重侮辱病友人格、暴力協商的非法，非人道行為。
＊感謝盧博熙先生提供的生命故事。以上言論不代表本會立場。
盧先生的故事，五分鐘精華版，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