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公民人權協會調查研究小組
中華公民人權協會（CCHR）一再提出警告，對24歲以下青少年服用精神科藥物，將會增加自殺風險。這個嚴重和危及生命的副作用，必須讓家長、老師、輔導體系的人員和社福人員了解，更重要的是讓服藥的青少年朋友自己知道。
自殺成為青少年死因第二位
今年八月21日，由監察院發出報告，2019年15至24歲的青少年自殺身亡人數較2018年增加47人，增幅為22.4%，已經持續6年呈現升高趨勢，而自殺通報個案也以15至24歲的22.6%占比最多。自殺目前在青少年十大死因中占第二位，僅次於意外，顯示青少年自殺問題已不容忽視。（註1）
根據衛福部統計處的領藥統計，從2013年到2019年，青少年憂鬱／躁鬱症的領藥人數節節上升，2016到2019四年之間，增長幅度更為陡峭。監察院根據衛福部統計的自殺通報人數，所得到的最新2020年數字，24歲及以下的自殺通報人數竟高達13041人。2017、2018、2019年青少年自殺通報人數的成長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結舌。青少年精神科領藥人數和自殺通報人數，兩圖表擺在一起，走勢驚人的相似。從2013年到2019年之間，青少年領取和服用抗憂鬱／躁鬱劑人數成長了2.28倍（227.8%）；而青少年的自殺通報人數從2013年到2020年之間，成長了2.18倍（217.9%）。
我們當然不能沒有根據的妄加揣測，尋死的青少年一定都服用精神科藥物。但是要完全撇清，說這兩者之間毫無相關性，卻也並不容易。依監察院報告指出，教育部提出的報告（107至108年校園學生自我傷害事件之分析及防治策略報告），「學生自殺死亡難以單一歸因，較常被通報為多重原因，最常見可能原因為精神疾病（41.9%）、家庭關係（33%）、感情問題（24.6%）」。換句話說，百分之四十的自殺死亡者，其實已經被精神科／身心科診斷有憂鬱症躁鬱症等精神疾病，代表已經進入就醫階段，接受開藥，服藥。
自殺與精神科藥物相關？
2018年二月，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 (FDA) 公布，「所有」抗憂鬱藥物的藥廠產品的包裝及說明，要包括黑框警告和警告聲明，提醒醫療從業人員注意，服用這些藥物治療的青少年兒童，自殺（自殺想法和行為）風險會增加。（註2）
如何知道自殺事件與精神科藥物、抗憂鬱劑之間有沒有相關性存在呢？
首先，從藥廠附在藥盒的藥物說明單（仿單），裡面的臨床實驗結果，可以找到證明。雖然藥物說明單常表達的很保守、很學術精緻，例如：「自殺傾向或行為有增加XX%，而在安慰劑組則無人發生」，轉譯成大白話就是：「吃這種精神科藥抗憂鬱劑，會增加自殺傾向及行為」。每一種抗憂鬱劑的說明單裡，都能找到這樣的臨床實驗結果。甚至其他種類的精神科藥物說明單，也有「會增加自殺風險」的陳述。
再來，國內外文獻報告、醫學長期研究浮上枱面。Frontiers in psychiatry（精神病學前沿）雜誌，2020年6月5日刊登澳洲的一項研究，發現澳洲青少年自殺比率提升，和服用抗憂鬱劑比率的提升，不但同時發生，並且等量齊觀。
這項針對澳洲青少年自殺與抗憂鬱劑的15年長期研究（2003-2018年），經歷了2004年的官方發布警告「抗憂鬱劑增加青少年自殺風險」，造成藥物使用量降低，之後某些澳洲「精神科專家」鼓吹用藥（與官方警告相抵觸），2009年藥物使用與自殺率開始同時再度上升，直到2018年止，達到新高。恰恰彰顯了抗憂鬱藥物跟青少年自殺的關聯性。（註3）
2004年抗憂鬱劑中的選擇性血清素再吸收抑制劑（SSRI）被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加上黑框警語「會增加自殺風險」，接下來的幾年，澳洲青少年服用抗憂鬱劑的人數下降，2004至2009期間，澳洲人（0至27歲）領到藥物福利計畫（PBS）補助的抗憂鬱劑的比例下降了31%，在2003年至2009年間，25歲以下青少年的每平均自殺率也呈下降趨勢。
澳洲精神科鼓吹用藥，自殺率提高
當澳洲抗憂鬱劑使用量下降，引發了澳洲精神科專家們的奮起，鼓吹青少年用藥。研究說到：「與FDA警告相抵觸的建議，可能導致抗憂鬱劑的使用增加，從而無意間導致了澳洲年輕人自殺率的上升。」從2008-09年的（2.9%）到2017-2018年的（4.8%）開立抗憂鬱劑的處方量增加，指出澳洲27歲以下被開抗憂鬱劑的機率增加了大約66%。 在同一時期（2009年至2018年），24歲及以下的澳洲青少年，平均自殺率提高了49%。（註3）
雖然精神科藥物對青少年影響的長期研究數量不多，但就算用常識也能了解，孩子的大腦在發育階段；用藥不得當，用錯，過量，或是碰到用藥物無法解決的問題，卻試圖用藥物來解決，這樣一來，服藥時間拉長之後，肯定會有問題。公民人權協會CCHR倡導知情同意權，希望所有家長、老師一定要知道精神科藥物影響腦及神經的基本道理和作用。精神科藥物跟其他生理藥物不一樣，直接影響到大腦、情緒、思維和行為，作用和副作用都相當大。不像感冒藥，高血壓藥，只影響身體的某個系統、某個部分。
服用精神科藥物的病人自己，如果功能還行的話，更需要了解藥物的副作用，光靠醫生並不足夠。醫生只看診幾分鐘，聽病人說的內容，從中想像一下是什麼狀態。病人自己的感受才是真實存在，而家人是跟病人朝夕相處，兩者對病人狀況會最了解。當病人和家人更了解藥物的副作用和原理，就更容易和醫生溝通，選擇更適合的劑量，甚至尋求更沒有副作用的治療方式。
向公民人權協會救助的受害者或他們的家人，常常有一個同樣的反應：精神科醫生不會提供藥物的嚴重副作用，跟醫生說身體或心理承受著不同的難受副作用，最後的結果常常只是增加劑量。當然我們相信，並非全部的精神科醫生都只會增加藥物劑量，對患者的反應充耳不聞。但是面對複雜的精神問題，忽略生理、心理、人際、社會層面的探討，完全不提也不關心，放任藥物副作用在社會肆意橫流，實在很難避免人們對某些精神科醫生濫診濫開藥的質疑。
自殺防治手冊不提藥物增加自殺風險
我國政府委託台灣自殺防治學會（主要成員清一色精神專科醫生）成立全國各級自殺防治中心，然而出版的防治手冊中，對抗憂鬱劑的自殺風險的提醒篇幅極少，主軸仍然放在勸病人服從醫囑吞藥。在前面提到的澳洲研究報告，也曝露澳洲自殺防治有雷同處理方式，給青少年的自殺防治手冊，連官方警告的說法，抗憂鬱劑使用率的增加連帶要為青少年和兒童自殺率的上升負起部分的責任，這些訊息都隻字不提。
根據澳洲研究顯示，在過去十年中，澳洲醫生已經用抗憂鬱劑來處理越來越多的兒童，青少年和年輕人。恰恰剛好的是，青少年人均被開抗憂鬱劑的數量大幅增加（0至27歲估計為66%），青少年人均自殺率（0至24歲）也增長了驚人的49%。
而台灣的統計資料則表現出，從2013年到2019年之間，憂鬱／躁鬱症青少年領藥人數成長了2.28倍（227.8%）；而青少年的自殺通報人數從2013年到2020年之間，成長了2.18倍（217.9%）。
當然，相關性不能代表因果關係，許多因素會影響自殺率。但是，鑑於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的警告：與安慰劑作比較，使用抗憂鬱劑的自殺風險高出一倍，因此我們並不驚訝，給藥率上升的同時，年輕人自殺率也伴隨著上升。
如同監察院報告中所說，青少年自殺問題，已逐漸成為各國政府共同面臨的課題。對於自殺防制體系無力應付不斷增長的自殺人數，常常呼籲的解決方法，一是跟政府要人力，二是跟政府要資金。但是，如果這些自殺防治專家「唯一的信仰」是，抗憂鬱劑能夠平衡年輕人的自殺數量。那麼我們要等到哪一天，才能看到青少年自殺人數再度下降呢？希望我國的自殺防治專家，能把抗憂鬱劑的藥物副作用也算進滾動式管理的防治方法中。
（註1）監察院調查報告https://www.cy.gov.tw/CyBsBoxContent.aspx?n=133&s=17592
（註3）Antidepressant Prescribing and Suicide/Self-Harm by Young Australians: Regulatory Warnings, Contradictory Advice, and Long-Term Trends
https://www.frontiersin.org/articles/10.3389/fpsyt.2020.00478/full
公民人權協會CCHR是一個關懷心理衛生方面醫療人權、民眾知情權的國際組織。在此提醒您，請勿自行突然停止服用精神科藥物，這樣可能造成危險，民眾應該尋求有成功協助戒斷經驗的醫師及藥師，協助減藥停藥。尋求替代醫療資源：http://www.cchr.org.tw/?page_id=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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